线下股票配资曾凝聚美国的核心信念，于2025年彻底消亡

一幅填色风格的开国元勋插画，所有色彩都涂在了轮廓之外插画：瓦赫拉姆・穆拉迪安

　　撰文|约翰・费边・维特线下股票配资

　　（维特博士是《激进基金：一群远见者与百万美元如何颠覆美国》一书的作者）

　　这一年，美国的割裂程度似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，但美国人却在一件事上达成了空前共识：我们只求结果，且渴望立刻见效。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突击搜查沦为制造恐慌的闹剧，减肥者追捧胰高血糖素样肽 - 1 类药物走捷径瘦身，学生用人工智能代写学期论文，狗狗币狂热信徒在市场里肆意投机，政府援引《敌国外侨法》草草驱逐移民。无论律师如何抗辩、人工智能心理咨询师如何劝解，美国人都在抗拒‘循序渐进’的过程，一心只求直奔终点。仿佛世间万事，唯有结果才是根本。胜者登顶，败者才死守规则、反复磋商。

　　这种心态在华盛顿体现得尤为刺眼，整个政坛对传统惯例视若无睹：特朗普总统就职当日便召集一众亿万富豪齐聚白宫，随后，‘2025 计划’主导的政治力量彻底打破了政府施政的传统流程。国会的常规议事程序形同虚设，联邦政府数次停摆，临时拨款决议仓促出台，《爱泼斯坦档案透明法案》这类议案更是被强推表决。白宫还通过截留拨款的手段，彻底打乱了宪法精心设计的财政支出法案制定体系。移民执法领域被‘先扣押、后审查’的戾气裹挟，与此同时，未经国会法定程序便更名的‘战争部’贸然发起‘武力打击’，草率处决了数十名被控运毒的嫌疑人。

　　就连身处在野阵营的自由派，也对繁文缛节的流程心生反感。复盘 2024 年大选失利的舆论中，人们纷纷诟病拜登政府未能兑现承诺，电动汽车充电桩、乡村平价宽带等基建项目落地迟缓。借着埃兹拉・克莱因与德里克・汤普森合著的畅销书《富足》的风潮，‘效率优先’成了新的执政理念，核心便是扫清数十年来层层累积的政府行政流程壁垒。地铁隧道、高速公路、新建住房、高铁项目，再也不能因‘邻避主义’的无休止阻挠而搁置。就连自由派也高呼：放手去建，只管向前。

　　这种对‘久经检验的流程’的摒弃，早已跳出政坛，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。体育界，球迷不再愿意为球队数年的重建周期耐心等待（费城 76 人队的球迷，只能徒留遗憾），转而沉迷于连投下注的即时赌球快感。社交媒体创作者们争相博取用户转瞬即逝的多巴胺快感，而人们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也跌至新低。职场中，求职的层层考核沦为一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，求职者用机器人程序批量投递简历，企业则靠人工智能筛选简历。金融市场里，标普 500 指数屡创历史新高，没人再在乎长期市盈率是否合理。科学家甚至发现，人类的独立思考能力，也因人工智能的滥用而开始衰退。

　　2025 年这场对‘流程’的全面反叛，标志着一个曾有望凝聚整个国家的伟大理念，最终走向崩塌。在上世纪美国国力鼎盛之时，对‘流程’的信仰，是两党法律与政治精英的核心共识，他们依靠这套准则，试图化解美国最尖锐的内部分歧。

　　流程的价值，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法律与政治体系。1791 年各州批准通过的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明确规定：任何人的生命、自由或财产，非经正当法律程序，不得被剥夺。1868 年生效的第十四修正案，将这份‘正当程序’的保护延伸至各州政府。回溯至 1215 年的《大宪章》，英美政坛的对立派系便已通过‘由同等地位的陪审团作出合法裁决’这类程序，化解彼此的分歧。

　　而这一理念在 20 世纪中叶被赋予了全新且特殊的意义。彼时，美国正与纳粹德国、苏联等极权政权对峙，对‘流程’的坚守，成了美国捍卫民主制度的核心底气。一代社会科学家、律师与政治家逐渐意识到，美国政体的精髓，不在于某一套固化的价值观，而在于其整套制度、方式与规则 —— 美国正是依靠这些体系，阐明自身的核心理念，化解内部的争议矛盾。

　　价值观或许会变。比如，一场大选就能让富兰克林・罗斯福入主白宫，取代赫伯特・胡佛；上世纪 20 年代由共和党掌控的国会，到了三四十年代便易主民主党。但‘流程’，能为这个国家提供更深层的延续性。选举、国会听证会、行政机构推动着政治的运转，陪审团、法官与律师群体执掌着法律的杠杆。

　　耶鲁大学的罗伯特・达尔、查尔斯・林德布洛姆等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提出，社会科学应当研究他们口中的‘政治经济体系’。那些兼具远见的执政者，或许无法永远洞悉终极真理，世间也不存在能一劳永逸的完美解决方案。但领导者可以成为‘社会工程师’，设计出最优的制度架构，让企业、非营利组织与政府机构都能实现良性发展。

　　不妨以罗斯福总统 1935 年签署的新政核心劳工法案《全国劳动关系法》为例。这部法律并未为薪资、工时、劳动条件划定统一的‘最优规则’，也没有强制企业遵循特定的管理模式。它只是建立了一套集体谈判的流程，让最懂行业的劳资双方自主协商，达成彼此满意的协议；而整个协商过程，由新成立的专业机构‘全国劳动关系委员会’监督。

　　这一劳工法案的逻辑极具代表性，且适用于更广泛的领域。美国各类行政机构 —— 社会保障署、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，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部门，均由各领域专家任职，负责制定并更新美国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。

　　对‘流程至上’的推崇，在美国顶尖法律圈层的影响力尤为深远。哈佛法学院作为美国建制派权力的核心阵地，孕育出了法学领域的‘法律程序学派’。上世纪 50 年代初，两位亲历过新政的哈佛教授 —— 亨利・哈特与艾伯特・萨克斯，着手编撰一套教材，试图提炼出当代美国法律的核心逻辑。

　　这份最终定名为《法律程序》的手稿，核心是想告诉法学院的学生：唯有充分尊重各类机构的职能边界与运行规律，才能做出合理的裁决。手稿的内容不断扩充，就像它所阐释的‘法律流程’本身一样，永远未完待续、持续演进。哈特与萨克斯终其一生，都未能将这部手稿正式出版，但这份‘未完成’的特质，反而让它的影响力愈发深远。全美法学院的教师们逐年为其增补案例，一代又一代的法律学子被灌输一个理念：建立完善的流程，是制定出值得信赖的法律的根本前提。

　　这部手稿，精准捕捉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内核：出身常春藤盟校的精英领导者，依靠专业化的管理制度，化解着当时最重大、最具争议的社会议题。既然《全国劳动关系法》能为劳工领域搭建基本规则，《证券交易法》能规范现代资本市场，那么‘流程’，似乎也能弥合上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的巨大裂痕。

　　国会听证会的召开，遏制了麦卡锡主义的极端泛滥；政府的流程规范与官僚体系的运作逻辑，不仅解释了古巴导弹危机的爆发，也为危机的和平解决提供了精妙的机制。联合国、北约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法律机构，再加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，共同构建起一套跨国法律流程，守护着全球的和平秩序。

　　这套法律流程，甚至为废除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制度，提供了制度层面的破局思路。上世纪中叶掌控国会的民主党，因南部白人派系的掣肘而寸步难行；而最高法院则远离选举政治的短期压力，保持着独立性。因此，《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》的判决，成了‘法律程序’的经典范例：最高法院以符合国家利益的审慎考量与清醒的道德判断，推翻了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制度。

　　在《布朗案》判决后的十五年里，厄尔・沃伦执掌的最高法院，始终将‘公平流程’奉为美国宪法的核心准则。‘正当程序’的核心理念，催生了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’—— 庭审中不得采用非法获取的证据；重罪案件的被告人享有辩护权；公民拥有保持沉默的权利。一众顶尖宪法律师也顺势将最高法院奉为‘民主政治流程的守护者’。

　　1973 年的《罗诉韦德案》中，最高法院试图让‘流程’承载更多的价值。大法官哈里・布莱克门在判决书中写道，宪法对‘正当程序’的保障，赋予了孕妇自主选择堕胎的权利。他的核心逻辑是：公民的隐私权是一项基本权利，这项权利植根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，而堕胎权，正是隐私权的核心组成。

　　此后，一系列引发社会热议的标志性判例接踵而至，均延续了《罗诉韦德案》的核心逻辑：流程，是捍卫核心价值观的基石。最高法院相继确认，公民享有拒绝医疗救治的正当程序权利、对子女事务的自主决策权，而近些年，同性婚姻的合法地位也被纳入正当程序的保护范畴。

　　但流程最大的闪光点，恰恰也是其致命的短板。作为一套纯粹的技术与方法论体系，流程本身如同一个‘空壳’，缺乏内在的价值锚点。该学派一位核心学者，就曾公开反对《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》的判决。法律史学家也指出，法律程序学派始终无法给出清晰的标准，去界定裁决的优劣；也无法明确，在‘正当程序’这个开放性的概念中，究竟蕴含着哪些不容侵犯的权利。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保障言论自由，这无可争议；但宣称‘流程必然衍生出隐私权’，却因缺乏宪法文本的直接支撑，始终充满争议。

　　即便在流程学派的鼎盛时期，批评者也对这种‘流程至上的专制’深感不满。保守派大法官威廉・伦奎斯特在《罗诉韦德案》中投出反对票，指责多数派法官将自身的政治立场，伪装在‘流程’的外衣之下。其他保守派批评者更进一步，提出了全新的宪法解释理论 ——原旨主义。如今最高法院奉行的原旨主义，本质上就是对‘宪法与时俱进’的演进式流程发起的反击。

　　政坛之上，流程学派的理念也迅速崩塌。曾经的拥护者们发现，美国那些看似独立、以流程为核心的机构，早已被强势的商业集团所掌控。民用航空委员会这类监管机构，最终沦为被监管行业的代言人：航空公司攫取巨额利益，消费者却要承受更高的票价。

　　左翼阵营中，一批新锐公益律师聚集在消费者权益倡导者拉尔夫・纳德身边，试图挪用新政时期建立的行政流程，为自身诉求服务。这群被称作‘纳德突击队’的律师，极力推动繁复的环境评估与规则制定流程，最终让政府的运转几近停摆。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，政治学家发现，这种极具美国特色的‘对抗式法治文化’，已经堵塞了政府最基础的施政通道。

　　某种意义上，最高法院时隔近 50 年才推翻《罗诉韦德案》的判决，恰恰证明了‘流程理念’的生命力之顽强。但进入 2020 年代，一股汹涌的‘反流程主义’浪潮兴起，彻底颠覆了两代人对流程的信仰。2025 年，国会连最核心的财政拨款审批权都形同虚设；行政机构不再履行公示、征集公众意见的常规流程；司法部在援引《敌国外侨法》驱逐移民时，对‘正当程序’嗤之以鼻；美联储原本规范的利率决策机制彻底失灵，委员们的反对意见达到数十年未见的程度。

　　今年 7 月，国土安全部大幅扩大‘快速驱逐’项目的适用范围，数百万移民可能连移民法官的简易听证会都无法参与，便被直接驱逐出境。

　　2025 年，两位总统都抛弃了常规的特赦流程。乔・拜登在卸任前最后一刻，仓促为家人签发预防性特赦令，并为其子赦免罪责。特朗普则将‘无流程特赦’演变成一场肆无忌惮的宽恕狂欢，对其中的腐败气息视而不见。在其第二任期至今，特朗普已签发超 1600 份特赦令，其中包括加密货币巨头赵长鹏 —— 此人曾明目张胆地向特朗普家族输送近 20 亿美元利益。据调查新闻网站‘公共诚信’的报道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特赦令中，仅有 10 份是通过向特赦检察官办公室提交申请的常规流程审批。

　　最高法院也偏离了固有的司法流程，愈发依赖‘影子案卷’与‘临时案卷’处理案件，绕开了案件筛选、书面答辩、口头辩论等常规程序。其结果，便是出台了近 36 份晦涩难懂、偏袒特朗普政府的裁决令，甚至有一位联邦下级法院法官直言，这些裁决令‘充满玄学色彩’。

　　此起彼伏的政治暴力事件，或许是对‘流程’最极致的践踏。从 4 月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希・夏皮罗的官邸遇纵火，到 6 月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梅利莎・霍特曼与其丈夫惨遭谋杀，再到 9 月知名激进政客查理・柯克遇刺身亡，所有观察美国局势的人都能清晰感受到：这个国家的基本行事准则，正在飞速消亡。

　　尽管乱象丛生，2025 年末的种种迹象却表明，一种更务实、更适度的‘流程观’，或许并未彻底消亡。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强硬执法举措支持率暴跌，多数美国人认为其手段过于严苛。靠精简流程运转的‘狗狗币式施政实验’草草收场，部分被仓促解雇的政府雇员，又被召回岗位复工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一名联邦法官驳回了对詹姆斯・科米与莉蒂希娅・詹姆斯的起诉 —— 这两人皆是特朗普的政治对手，而相关起诉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。本周，另一位法官下令，联邦政府必须为那些依据《敌国外侨法》被草率驱逐的委内瑞拉籍民众，安排听证会。

　　而那些曾被视作拜登政府官僚主义象征的电动汽车充电桩呢？其数量实则在悄然增长 —— 究其原因，正是幕后的官僚流程发挥了作用，为全国充电桩网络建立起了高效统一的行业标准。

　　步入 2026 年，我们不必过度哀叹‘流程信仰’的崩塌。当流程理念被推至极致时，它早已弊病缠身：这套脱胎于冷战的体系，曾让美国精英阶层围绕着‘集体目标’构建法律与政治秩序，而如今，这份集体共识早已破碎，流程也沦为被蛀空的朽木。

　　密歇根大学法学院教授尼古拉斯・巴格利将这种执念称作‘流程迷恋’。过去半个世纪里，这种执念成了清洁能源、公共交通等重大集体项目的绊脚石。如果流程的意义，只是沦为自我毁灭式的阻挠，或是为了逃避关键的价值判断而制造无尽拖延，那么，对这种过度膨胀的流程的覆灭，我们最好的态度便是‘谢天谢地’。特朗普政府这一年对流程规则的彻底打破，或许让我们再也无法回头，而这，未尝不是一件幸事。

　　破局之中，亦有机遇。无论是政坛中间派的民主党人，还是追随‘曼达尼运动’的左翼民主党人，都在从拜登政府的失败中吸取教训，试图构建一种新的执政愿景：既追求施政实效，又不粗暴践踏社群的利益。就在本月，众议院与参议院的共和党委员会主席，共同推动《国防开支授权法案》通过，重新确立了国会对加勒比地区军事政策的监督权。

　　上世纪中叶，当美国的制度体系处于鼎盛之时，支撑这一切流程运转的，是一份共同的目标感与彼此的信任。在 2026 年及未来的岁月里，美国的核心命题，便是重拾这份稍纵即逝的集体共识。即便遍体鳞伤，美国人对‘基本程序正义’的坚守仍未断绝，而这份坚守，或许就是我们尚存的共识根基。